展望2017年，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是GDP增速降至6.5%，可能还略低一些，或至6.3%。当然，即便是6.3%的增速，依然是不低的，尤其当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因此，要实现该目标，还得靠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 提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稳中求进”这一提法最早是在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2011年是这轮经济见顶回落的起始年，之前更多的提法有“跨越式增长”和“弯道超车”。“稳中求进”意味着“稳”是前提，即要有“底线思维”，稳增长的底线不能破、触发风险的底线不能碰，也意味着“进”的空间不大，很多事情要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2017年第一要务是防风险

投资者对2017关注点不应该在增速到底是多少，或经济会否见底这类的问题上。我觉得，防风险是第一要务，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做了相关表述：要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最近三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金融风险的重视度逐年上升，也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风险仍在不断集聚。需要反省的是，导致风险难以释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维持经济高增长的确可以避免风险，但为增长而采取的投资拉动模式，本身又会累积风险。

对于2017年而言，房地产行业倒不用担心泡沫破灭，政策的用意是不让泡沫继续扩大，这就需要抑制房地产投资，但住宅用地的供给和热门城市的购房需求依然还是管制，所以，局部的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的现象会同时并存。对于供不应求的区域而言，房价上涨的空间依然存在，只是上涨在时间上估计要等到十九大以后。此外，酝酿中的房产税将是对投资楼市的一大掣肘，只是推出的时间窗口很难选择。故楼市的投资机会仍然是结构性的，区域分化现象会日渐突出。

债市的调整估计还会延续，利率处于过去十五年来的相对低点，其适度上调的可能性还是存在，或因为稳汇率与稳利率这两大目标很难同时实现。股市活跃对于当前的国企改革和去杠杆都有利，所以，从政策层面看，股市更应该扶持而非打压，前提是不要让金融机构过度介入、肆意炒作而导致经济脱实向虚。

抓住国企混改带来投资机会

既然是深化改革之年，改革带来的最大机会在哪里?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我觉得，尽管解决三农问题很重要，但因第一产业在GDP的占比不到10%，故不是当前最紧迫的改革任务。

国企改革应该列在所有改革之首，因为国企改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密切相关。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2017年要加快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基础性关键性改革，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可见，国企改革排在各项改革的首位。国企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周期性行业，不仅面临高库存和产能过剩的压力，而且债务率较高，只要国企改革的五大任务能够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完成率就可以大大提高。

国企改革的推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到现在，至少经历了四轮，且取得了很多成果。这轮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方法完全正确，难点在于改革推进的深入度方面，即混改中民间资本的参与度、债转股的实现比例、证券化率的提升率等能有多大。不过，本轮改革自上而下的动力应该比前几轮都要足，因为国企的债务规模到2016年底将接近90万亿元，且跑冒滴漏仍绵绵不断，给经济带来很大的风险。要做好防守工作，就是不让国企的杠杆率进一步上升。因此，估计2017年的国企改革将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主要模式，且基本上各地自主推进模式，由此带来了较多的投资机会。

家庭资产配置结构要做调整

在资产配置方面，居民家庭应该对现有资产配置结构做出调整：减持房地产和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重。目前汇率贬值是对9年来人民币持续升值的一种修正;故增持美元或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或增持这些国家的房地产或金融资产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但由于中国资本现下的开放度还不高，加之外汇管制的加强，在投资方面，可以寻找外汇或外汇资产的替代品，如沪港通、深港通可以作为外汇资产的替代品，黄金则可以作为外汇的替代品来增加配置。有人说如果美元涨，那么黄金应该跌，但事实上2016年黄金的涨幅就超过美元指数的涨幅，2017年估计还是如此，更何况考虑到贬值因素，以人民币标价的黄金涨幅会更大。

过去15年来，几乎每年都是债券的牛市，因为利率在不断下行，但2016是否已经达到低点了?故应该减配债券类产品。相对于债券类资产而言，权益类资产更有增配的理由，毕竟A股这些年来涨幅不大，机会往往是跌出来的。此外，房地产在居民的资产配置中的比重过高，那么，2017年居民在房地产上的配置应该不会再度大幅增加，固收类理财产品余额增长也会放缓，权益类资产或存在从低配到标配的机会。不过，在经济依然下行，股市缺乏基本面支持的2017年，难有趋势性行情，在震荡起伏中，跌出来的是机会，涨上去的是风险。对资本市场而言，尤其要关注十九大前后的资本市场政策动向。当然，情绪会导致波动率的扩大，决定资产价格变化趋势的，还是要靠投资者对于经济基本面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