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油网讯5月23日 近日，由于委内瑞拉和伊朗两大地缘政治因素， 周三(5月23日)原油价格再一次站在80美元关口。5月25日24时，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将再迎调价窗口。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迎来“五连涨”可以说毫无悬念。

油价上涨对中国的影响

相比其他国家，我国对石油的依赖度较低，能耗密度较低，净进口占比亦较低，影响或相对较小。能源消费中，石油占比不足19%，而煤炭的占比高达62%。石油消耗密度(石油消费对GDP之比)为6%，石油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仅有3%，低于大多新兴经济体。

但我国石油进口依赖度不断上升，所以从时间维度来看，油价冲击的影响可能上升。目前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在全球占比达到10%，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2000年以来年均增速达5%。中国的石油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6%上升到现在15%，贸易逆差扩大。中国进口石油的最大来源地是中东，占总石油进口的37%，23%来自非洲，17%来自俄罗斯。

定价机制改革后，国内国际油价联动有所增强。自2009年我国实行石油定价机制改革以来，国内油价基本实现和国际油价联动。自2017年中以来，国际油价反弹了40%，国内汽油和柴油价格反弹了15%。2007-08年，国际油价上涨了近150%，国内油价仅上涨30%。但政府对国内油价的干预仍强，与国际油价仍有一定的防火墙。2016年1月，发改委对成品油价格机制设定调控上、下限分别为130美元/桶和40美元/桶。当国际市场油价高于130美元/桶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提或少提;低于40美元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降低。国家财政给仍在向石油产业倾斜，我国的汽油零售价仍低于国际主要经济体，使得我国油价的波动较国际水平要小。

当油价上涨反映的主要是风险溢价或者温和的石油供应冲击时，负面影响或主要在通胀，因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的能源是煤炭，可以用更多煤炭或其它能源代替石油;同时，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受到的影响也有限，而石油出口国的增长或增加对我国的进口。

但是，当油价上涨反映严重的供给短缺，则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受到拖累，尤其是油价上涨导致海外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对中国的出口形成拖累。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随着油价的大幅上涨，除了采油业和采矿业外，各产业的实际产出都将下降，其中房地产、农业和交通邮电通信等产业受影响较大。

油价上涨对CPI 的直接影响不大。CPI 的构成中与油价走势直接相关的是交通用燃料与居住用燃料两项，其权重仅占CPI 的0.5%。国际油价上涨10%，通过这两项对CPI 的拉动只有0.08个百分点，影响较小。

但油价上涨对通胀的间接影响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国PPI 和CPI 与原油价格显著相关。油价上涨，将导致国内对煤炭需求增加，推动煤价上涨，并带动国内主要工业的成本上升，从而影响 PPI和CPI。近年来国内煤价和国际油价之间已经基本形成联动，根据2000年之后的数据，油价上涨平均领先煤价1-2个月，Brent油价上升10%，国内煤价平均上涨3.4%。油价上涨会带动制造生物燃料的玉米价格上涨(Brent油价上升10%，玉米期货价格大约上升1-3%)，而玉米是我国生猪养殖业最主要的饲料，同时油基化肥和燃料成本上涨，从而推升养殖成本。

根据测算，油价冲击对我国通胀的最大影响在半年后，油价同比涨幅每扩大10个百分点，对我国未来12个月PPI和CPI同比的平均影响分别大约为0.4-0.7和0.1-0.2个百分点。基准情形下，我们假设2018年Brent均价在65美元/桶，PPI和CPI同比增速在3.4%和2.0%。如果Brent均价上升至70美元/桶、甚至80美元/桶，PPI和CPI同比或上升至3.7-5.3%和2.2-2.6%

今非昔比，政策纠结

前面讲的是一般情况，但世事变迁，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过去十几年来，国际原油价格经过3个的快速增长阶段，分别为07-08年、09年-11年和17年至今。当前油价上涨我国所面临的经济环境与前两次有何不同，影响将有何差异呢?

2007-08年那次油价大涨时期，我国内部人口红利叠加改革红利，生产充裕，而外部正值美国、欧洲金融周期上行时期，带动了我国的外需。内有生产，外有需求，经济快速增长，经济过热。2007年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快速上涨，推升我国PPI和CPI快速上行，而楼价也急速上涨。为抑制当时的经济过热、地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我国从2006年4月开始至2007年12月上调8次存贷款基准利率。

2008年国际次贷危机后，尽管外需萎缩，但我国推出了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都采取了强刺激，地产价格快速上涨。金融周期上行，经济出现过热苗头，同时叠加了原油价格的上涨，导致CPI和PPI也出现快速上行，期间增长和通胀表现为一起上行的过程，从2010年的10月开始至2011年的7月，央行连续上调5次上调存贷款利率，抑制通胀。

但当前宏观环境与前两次油价大涨时期完全不同。我国人口红利消失，金融周期转向，房价增速放缓，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微观来看，“紧信用”导致信用风险升温。从发债企业的财务数据来看，2007、2011和2017的数据对比来看，企业的杠杆率在上升、而收益率在下降，利息保障倍数也从4倍的水平下降到1倍。从违约数量来看，2007年和2011年间经济增长较好，并未出现违约案例，当时的加息是企业可承受的，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风险。但随着中国金融周期上行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从14年开始出现信用债违约，2018年风险急剧升温。

总之，当前需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冲“紧信用”的影响，但如果油价超预期上行，会导致通胀预期反转，从而制约货币宽松。本轮油价上行跟前两次不同的地方是，前两次中国经济过热，是油价上行的一个推动力量，而这次油价上行对于中国而言，更多是外来的供应冲击，理论上这种情况下，提高利率并不能有效控制通胀，反而会压制需求，打压经济，紧货币只能是控制通胀预期。但考虑到经济下行，信用风险释放，在油价没有超预期急剧上行的情况下，提高利率的可能性比较小，更多是制约货币宽松，而非货币收紧。

此外，由于当前通胀比较低，如果Brent均价上升至70美元-80美元/桶，PPI和CPI同比或分别上升至3.7-5.3%和2.2-2.6%，仍然未超过政府的通胀目标。但由于油价是全球定价，而且短期波动很大，一次创新高之后，市场会担心油价再创新高，从而对市场情绪产生较大的扰动。根据估算，在油价上升10%带动CPI上升0.1-0.2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如果油价冲在90-100美元/桶持续较长一段时间，那么CPI可能接近3%，央行被迫收紧货币的必要性上升。